收入分配与现代财政研究院财政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杨国超副教授
近日，收入分配与现代财政研究院财政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杨国超副教授与其合作者李晓溪、龚强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长痛还是短痛？——金融危机期间经济刺激政策的长短期效应研究》于国内权威期刊《经济学(季刊)》2020年4月发表。
经济下滑期政府是否应该推出经济刺激政策是凯恩斯学派和奥地利学派之间的核心分歧。本文利用2008年底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实施的“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的冲击，研究宏观经济刺激政策对微观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经济刺激政策导致大量银行信贷流入国有企业，但在经济刺激期，国有企业的业绩并未改善，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后，国有企业的业绩依然表现较差。进一步地，本文还发现，经济刺激政策引致的信贷膨胀更多流入了国有企业中盈利能力最差，甚至是无法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企业。资源的严重错配还造成国有企业在经济刺激期雇佣了更多劳动力，主营业务上也表现为通过降价和提供更宽松的商业信用而非通过创新活动来维持销售增长，非主营业务上则突出表现为房地产投资的大幅增长。最后，本文还发现，经济刺激政策引起的“长痛”和“短痛”现象主要存在于地方政府官员晋升压力更大、国有企业比重更高、地区失业率增速更大以及地方债规模更大的省份。综合上述结果表明，当市场存在摩擦时，经济刺激政策不仅没有使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在经济危机时出清，反而因“预算软约束”问题导致大量国有企业因政府救助而变为僵尸企业，使得经济刺激政策的目标难以达成。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首先，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学派为经济危机开出的不同药方。奥地利学派认为，在经济下滑期推出经济刺激政策只会在短期内刺激需求，提振经济，但会导致经济更长期的衰退；凯恩斯学派则认为，经济下滑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因此推出经济刺激政策不仅会在短期内提振经济，还会在长期内使经济走向正反馈的良性循环。本文研究结论却发现，经济刺激政策导致大量信贷资金流入国有企业，但无论在经济刺激期还是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后，国有企业的业绩均显著下降。这表明，当市场存在摩擦时，政府推出的经济刺激政策扭曲了资源配置，导致低效率的国有企业不仅没有在经济危机中出清，反而因“预算软约束”问题使大量国有企业因政府救助变为僵尸企业，使得经济刺激政策的目标根本无从实现。本文认为，与其争论不同学术流派的对错，不如针对不同的经济制度研究每种理论的适用性前提。
其次，本文研究结论还有助于反思银行和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在特殊时期的作用。国有体制的“政治观”认为，国有企业承担着政治任务，国企高管又追求政治晋升，即国有企业的资本配置并不完全以价值最大化为准绳，这会导致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国有体制的“社会观”却认为，在极端情况下，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可以发挥解决市场失灵的作用。比如，梁琪和余峰燕（2014）研究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次贷危机对亚洲11个国家或地区企业投资的影响，发现金融危机中国有企业的资本投资下降较少，企业所在地的银行国有化程度越高，金融危机的冲击也较小，即国有股权在金融危机时发挥了“经济稳定器”的作用。本文不否认国有体制在刺激企业投资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本文发现，倘若为缓解金融危机而实施的经济刺激政策造成了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高管的激励扭曲，国有企业在经济危机时就无法真正解决市场失灵，只不过是用投资的加速增长来掩盖企业真实业绩的下滑。
第三，本文研究对于如何遏制我国经济下滑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应该将稀缺的资本配置给可以实现价值最大化的企业或个人，同时减少对价值毁损项目的投资，从而确保最优的资本配置效率（Schumpeter, 1942；Aghion and Howitt, 1997；Restuccia and Rogerson, 2008）。Song et al.（2011）发现，经济资源持续从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流向高效率的民营企业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我国经济持续获得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然而，本文研究却发现，2008年底推出的经济刺激政策使大量经济资源集中到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中的亏损企业，这一严峻事实反映出当前我国国有企业依然存在严重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因此，政府急需通过硬化企业自身的预算约束来实现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真正建立起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从根本上激发我国经济增长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