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国内财经界发生了一场大辩论，辩论的核心是当前中国是否应该进行财政赤字货币化。这场辩论最早源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的一项公开提案，刘尚希指出，在当下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下需要采取与“大变局”、“大冲击”相匹配的超常规政策，应当进行适度的财政赤字货币化。这一建议引发了财经领域专家的大讨论，支持者认为大危机时期不应拘泥于常规经济政策，必要时也需“剑走偏锋”；反对者指出当前中国政府的传统政策空间依然充裕，财政赤字货币化将打破“央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政府债券”的法律底线和对政府财政行为约束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会增加长期经济金融风险，引发极为恶劣的经济后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杨灿明教授对这场辩论十分关注，在疫情期间组织学生就这一问题在线进行深入研讨。参与研讨的学生积极思考、热烈讨论、各抒己见，纷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杨耀宇（2020级博士研究生）：考虑开源的同时也要考虑节流，而且应优先考虑市场化发行
我认为“财政赤字货币化”是一项合理但不完整的提案，刘尚希院长只是提出了如何“开源”，但具体如何“节流”他还没有在提案里详细讨论。因此，与其更深入地讨论“财政赤字货币化”与我国国情的兼容问题，我更愿意偏向吴晓灵先生和王永利先生的观点——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财政开支的扩大，而在于财政开支是否合理并且精准。例如，针对此次疫情，政府可通过采购来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或者用以工代赈来支持居民收入等。如果财政开支的方向和用途无法确定，那么无论多么宽松的财政政策都无法解决中央及各地政府的财政困难，只有在方向和用途明确的条件下，谈论开支的收入筹措问题才有意义。
至于为何说此项提案合理，是因为在目前疫情的冲击以及我国快速去杠杆的主流政策影响下，通过财政“加杠杆”来救企业、救低收入居民是很现实的路径。但我认为让央行第一个来买单并不是最优选，而是应该首先考虑市场化发行，主要是因为：第一，我国目前的政策利率仍然为正，这意味着如果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有降息的空间；第二，我国储蓄率高，意味着即使有财政赤字，财政赤字融资通过市场化发行就能解决，不必依靠扩大央行资产负债表购买国债的方式扭曲进行。
唐伊索（2019级博士研究生）：一定规模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并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
财政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支撑。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目的，财政是途径和手段。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目标在于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平稳、可持续运行以及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大体平衡。本次新冠疫情是百年一遇的世界级灾难，直接造成我国总需求出现大缺口，亟需进一步采取超常规扩张性财政政策。然而，我国当期公共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进一步举债的空间已不如以往充裕。考虑到“六稳”工作的巨大流动性需求，短期内仅仅依靠债务方式融资可能力不从心。非常之时必须采取非常之策，在这个关键时刻打破常规，适度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应纳入决策者的考量范围。
我认为如果合理控制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规模，并不一定带来通货膨胀问题。一方面，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建国初，面对凶猛的通胀态势，陈云副总理力排众议，非但没有回收货币，反而进一步扩大基础货币的发行，最终通过货币政策刺激广大农村扩大生产，解决了通胀问题。不同的是，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风险是通缩而不是通胀，在一定规模内实施赤字货币化，虽然会增加基础货币数量，但由于商品与货币流动速率下降，可能货币总量并不必然增加，一定程度上会避免恶性通胀的出现。从长远看，即使在一定时间内出现了偏高的通胀速度，如果政府部门通过赤字货币化获得的融资能精准配置到新技术新产业等方向，就有较大概率推动供给结构的进一步改善，提升国民经济整体的供给规模、结构和效益，最终使总需求和总供给更加匹配。另一方面，邻国的经验也值得参考。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央行持续购入政府债券，但整体经济基本未出现过通胀压力。究其根本，日本高度国内化的债券市场是重要原因之一。考虑到我国债券市场也是以内债为主，在一定规模内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也有可能难以推动通胀大幅上升。
必须强调的是，谋划设计财政货币化的具体政策方案，必须通盘考虑、统筹兼顾，落实推进好一系列相关配套政策。从理论和实践看，财政赤字货币化在短期内固然有诸多优势，但也确实存在着很多结构性短板，如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财富再分配效应等问题。如果决策者决定采取财政赤字货币化，必须结合政策带来的相关负面冲击及其他经济部门和参与者的后续行为，合理确定赤字货币化规模、时限、路径和具体落地方式，特别是要科学出台一批配套政策和指导方针，尽最大可能使得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最大限度防止政策的负面冲击结构化、长期化。
朱泓锟（2019级博士研究生）：在可控的前提下小规模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可行的
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的情况下，小规模地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可行的，具体试行到何种程度，这取决于中国现行状况下的经济形势。但目前最主要的挑战在于尚不清楚我国财政赤字的规模具体有多大。理论上，如果财政赤字规模有限，那么市场便可自行消化，无需扩大“印钞”规模。再者，央行还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利用国债来调节市场。因此，在现实中，我们必须考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作用的效果。在我看来，我是支持政策创新和有所突破，但是必须要考虑中国现行经济社会能否接受，不能仅仅看这种政策在欧美发达国家取得的效果。因此，我认为要试行此政策，仍需慎重考虑各项社会经济指标的承受能力，适可而止地试行，能够建立相关的制约机制，那就更好了。
郭绍轩（2018级博士研究生）：人民币不具备美元的金融霸权优势，抛弃原则将增加信用制度崩溃的风险
我认为一直以来我国高货币增长没有带来过高通胀，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我国有着特殊的体制、制度因素，但这些因素未来能否继续发挥作用仍是一个疑问。美国敢于赤字货币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滥发美元不会只在美国国内流动，而是由世界各国共同持有，不过，人民币是否有这种优势需要审慎思考。
历史有过惨痛教训，现代货币理论将财政和金融混为一谈的政策导向存在较强的风险。切断财政与央行的直接融资关系，防止财政赤字货币化，是银行信用货币制度得以正常运转的基本原则。一旦抛弃这一原则，银行信用货币制度将难以为继。
邓延君（2017级博士研究生）：财政赤字货币化虽然短期可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但长期看来将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财政赤字货币化短期内将缓解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压力，但是将以放松政府预算约束为代价。当前我国财政赤字主要来源于地方债务，从2008年我国政府推出“4万亿”刺激计划开始逐渐形成以债务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在2010年以后，政府负债率迅速增长。更加严峻的是，我国地方政府背后的融资平台与商业银行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由此派生出了巨量的隐性债务，尽管近两年我国在“去杠杆、稳杠杆”方面颇有成效，但我国政府的实际负债率和杠杆率依然高于名义数值。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政绩考核机制等因素共同造成了地方政府高负债，而土地财政、减税降费等因素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政府的债务偿还能力。此外，近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率持续低于GDP增长率，进一步增加了政府的偿债压力。在过去存在预算约束的条件下，我国地方政府政府赤字存在大幅扩张；在政府预算约束弱化的条件下，可能会导致政府支出大幅增长，入不敷出的情况可能会持续并加深。
如果允许央行无限期持有政府债券，持续增长的政府支出可能导致超量的货币增发，这对于长期内的通货膨胀影响难以估量。财政赤字货币化会造成政府的扩张，有可能会进一步导致市场扭曲和无效率，从而损害实体经济，造成挤出效应，不利于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近年来一直处于低位，贸然提高杠杆率，有可能会造成超发的货币过度流向资本市场，从而形成泡沫，提高金融风险。财政赤字货币化可能在短期内提振市场信心，拉动需求以刺激经济增长，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产业结构与要素市场化配置问题。